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典型发言材料

一、学科方向的确定

根据本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况和趋势，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目标为：开展医学遗传学的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采用现代细胞遗传学、分子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研究某些遗传病的遗传基础及其发病机制，达到诊断、预防和治疗某些遗传病的目的。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年的长期规划确定为：1、在重大疾病基因克隆及其发病机理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发现，在疾病防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2、完成基因治疗新载体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建立起1—2种遗传病的有效的基因治疗方法；3、在细胞内物质运转的分子机理的研究方面取得创新性成果；4、开展人体干细胞的分离及其定向分化的研究，在组织克隆及其临床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器官克隆及其移植打下技术基础；5、完成1—2种基因工程产品的开发，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达到年创利润1亿元。

二、迎挑战，组建学科群

在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之初，实验室就认识到要在本学科领域代表国家在国际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培养分子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在最活跃的国际最前沿开展研究工作，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了选拔和培养合格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跨世纪学术带头人，根据学科的发展，除了坚持在各个层次上为国家培养本学科的专业人才外，一方面将邓汉湘等一批最有希望的年轻人推向国际舞台，让他们进入国际该学科最活跃的领域，在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中茁壮成长；另一方面在实验室坚持以“正直、责任、良心”为室训，以身作则，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在争“世界第一”的科研实践中锻炼和选拔第三代学术和技术接班人。

在学术带头人培养、选拔方面：实验室第一代学术带头人的夏家辉教授于1986年（当时仅49岁）就向校长提出了选拔接班人的设想，并确定了邓汉湘等作为首选对象，提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要求。为此，夏家辉教授与胡冬煦校长自1991年以来通力合作，顶住校内、外的各种压力，在全国创新性地、坚决地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人员优选、待遇从优、管理自主、走出国门、择优回室”，可在国内外同时任职的“特区”政策，以及在国际一流杂志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为客观标准。经过10多年的培养与选拔，不但为实验室成功培养了学术带头人邓汉湘教授，而且在“夏家辉—邓汉湘模式”的影响下，1996年我又将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张灼华教授吸引回了实验室。由于邓汉湘、张灼华在国内、外都作出了世界一流的研究工作，邓汉湘于1993年享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邓汉湘于1998年（评审通过是1994年），张灼华于2000年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2000年他在美国应聘为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在该校建立了一个由他担任主任的实验室，同时在国内被聘为我室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并担任实验室副主任，从而真正实现了夏家辉教授十多年来一直追求的一种年轻学术带头人能两边跑，同时领导国内、外两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紧密合作的“夏家辉—张灼华模式”。

在实验室技术骨干队伍的培养选拔方面：实验室坚持以“正直、责任、良心”为室训，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以“双向选择”为原则，坚决贯彻了“以实验室为基地，以大进大出、从严挑选、严格要求、无情淘汰、胜者留室”的竞争机制。1991年以来，共离室的研究人员有20人（包括实验室主任、副主任、教授、副教授,流动率达77%），技术人员27人（流动率达83%），选出了年青的研究骨干和技术骨干。在实验室的年轻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方面以“双向选择”为原则，坚决执行“定期聘任制”是可行的，是组建配套的科研队伍的良方，没有“责任感”和“危机感”的单位是没有希望的单位，实验室领导不可能要求人人对实验室负责任，但实验室可以而且必须打破“铁饭碗”，由具有“危机感”的各种不同层次（研究、技术人员、技工、工人）的人组成。

在组建“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群体”方面：根据“开放必须首先对依托单位开放”的认识，1993年与校长共同提出了以“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龙头”，带动临床各学科在全校形成“以医学遗传学为龙头的学科群”，发挥临床医生和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团队精神”，在家系收集、基因定位、疾病基因克隆、基因功能和基因治疗等研究方面向国际前沿冲刺的构想。8年来实验室先后聘任了神经内科、普外科、耳鼻喉科、妇产科、胸心外科、消化内科、血液科等科室的年轻的主任和副主任医师等临床学科骨干为实验室的客座研究人员，组成了“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研究群体”，共同克隆了“人类遗传性神经性高频性耳聋疾病基因（GJB3）”， 实现了在我国本土上克隆遗传病疾病基因零的突破。而在合作研究的早期实验室特别加强了临床研究人员的遗传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培养，走出了一条“从学习→合作研究→申请课题→建立临床遗传学研究组，提高临床的遗传学基础理论水平，为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服务”的“临床基础型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模式”。近4年多来，这些学科带头人先后参与合作申请到了国家“863”课题2个、“973”课题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个、“教育部重大项目基金”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个，湖南省优秀青年基金1个，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显著地提高了湘雅医院和湘雅二医院相关科室的临床遗传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扩大了这些学科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增强了这些学科的竞争力。

三、严抓管理，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仪器

自实验室验收以来，对各种大型仪器设备共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和管理使用制度17份，并设定了第三功能室专门负责仪器的购置、维护、维修和对使用人员的培训、考核等工作，以及每日上班后半小时对仪器进行巡查的制度。随着实验室开放度的加大，进入实验室完成课题的研究人员频繁流动的特点，实验室于1999年6月16日进一步制定了《仪器使用规定》，要求：①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实验室的仪器设备。②使用仪器前必须熟悉该仪器操作规程，并经功能实验室负责人考核合格后才能使用该仪器。③凡进室工作人员（在读硕、博士生，自带课题经费人员，进修人员等）都必须由带教老师负责指导仪器设备的使用，并经负责人考核合格后才能使用该议器。④损坏仪器者照价赔偿，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除所有入室完成研究工作的研究、技术人员在入室前必须认真阅读、并签字备案外，带教老师也必需签名。以上规定的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损坏仪器的事故。

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有关各类人员的工作职责，硕、博士、博士后的培养计划、药品申报、领用、管理到上下班、餐饮、卫生、保安、厕所等一整套规章制度，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实验室研究人员有一个安静良好的科研环境。

四、经费审批一支笔

1996年以来我室共获得课题资助费4168.69万元，实验室建设费762.75万元，高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2000万元，共计6931.44万元，除产业化资金2000万元由合作公司按公司法管理外，其它经费实验室坚持了由依托单位湖南医科大学财务处独立建帐进行管理，一切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经审计处审计后方能购置的国家财政管理制度。虽然近五年来我室实验经费和建设费达到了历史上最佳的时期，但不管这些经费来自于国外和国内都源于中华民族的这一条根，都凝注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因此，在经费管理方面坚持了由一支笔审批的规定，做到了加强经费管理，节约经费开支，把爱国、爱民、爱自己的教育落实到日常科研管理工作上。

    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可以使科研人员事先计划好一周的工作，同时通过实验全过程的总经费积累，还能使每一个人明白在自己的成长中除了自己努力外，花掉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钱，从而增强“热爱祖国、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依托单位的支持

1991年以来，在培养和选拔年轻学术带头人方面，依托单位始终对实验室采取“人员优选、待遇从优、管理自主、走出国门，可以在国内外同时任职”的特区政策，解决实验室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在实验室技术骨干队伍的培养和选拔方面，不但坚决支持实验室所采取的以“双向选择”为原则“以实验室为基地，以大进大出、从严挑选、严格要求、无情淘汰、胜者留室”的定期聘任制，而且安排了从实验室分流出去的各个层次的在编人员共计47人。

另外，始终坚持了重点实验室重大问题由校长亲自处理的制度，实验室负责人在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可以随时预约时间与校长讨论决定实验室重大问题。必要时，校长在实验室召开由全体校领导和有关部处领导参加的现场办公会，1996年以来已经举行了2次，有效地解决了实验室面临的一些问题。

而在后勤保障方面，学校不但给实验室安排了实验用房、承担了全部水电费和维修费，而且为实验室建立了专用供电系统。

六、勇于创新，出一流成果

实验室建设初期，通过对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十五个相关实验室的考察认为，在细胞遗传学方面，我室已处国际前沿；但在分子遗传学研究方面至少相差国外十年,从而使我认识到，在分子遗传学方面如果我室沿用外国人现有的研究方法，是赶不上的，是不能完成国家的建室任务的；要赶，首先必须在方法学上有创新；同时，实验室要在本学科领域代表国家在国际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在国际前沿最活跃的分子遗传学研究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为此，1984年以来，老一代科学家一方面借鉴国内外先进实验室的经验筹建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另一方夜以继日地为在实验室内建立成套的分子遗传学实验技术，为了在中国本土上克隆遗传病的疾病基因而顽强拚搏着。十多年如一日，以“正直、责任、良心”为室训，教育青年人把个人的兴趣、前途与祖国、中华民族的崛起融为一体。

国家计委为建立重点实验室于1989年投入了120万美元，1996年评估后又投入400万元，实验室通过竞争承担了卫生部、国家教委、国家“85”攻关、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课题共29个，获得资助560.1万元，加上美国史克必成（SB）公司1996年投入236万美元，共计达3914.9万元。作为代表中国的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对国际“人类基因组项目”的实施，每年近百个人类遗传病的疾病基因被克隆，被专利保护，我中华民族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医疗、保健大国，却没有拿到一个遗传病的疾病基因，……，因此，“抢疾病基因”变成了实验室每时每刻的核心话题。

1996年7月，实验室成功地建立了“基因家族──候选疾病基因克隆”新方法，并用这一方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抢先在国际上克隆了M6ba等7个与遗传疾病相关的基因，在国际基因库作了登记。1998年3月，克隆了间隙连接蛋白b-3基因（GJB3），并用染色体原位杂交技术将其定位在1号染色体短臂上。随后，我们对实验室收集的42个相关疾病家系进行突变检测，5月28日终于从浙江和湖南两个神经性耳聋家系中发现了该基因突变，从而确定了GJB3是决定人类遗传性神经性高频性耳聋的疾病基因。并在“Nature Genetics”1998年12月期，20卷上（1998年该刊IF为40.361，Cell为38.686, Nature为28.833，Science为24.386）发表，在同期杂志上，编辑部不但将该基因“Connexin connections”作为本期封面头条，还刊登了关于该基因研究的评论文章 “One connexin, two diseases”。国际权威著作“OMIM Home”立即作了收录。

这是在我国本土上克隆的第一个遗传病疾病基因，是我国克隆遗传病疾病基因的零的突破。1999年以来，我们不但又在国际上最早完成了两种皮肤病和一种耳聋遗传病的基因定位，克隆了与遗传病相关的基因12个；更可喜的是，我们在基因的功能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的发现，在基因治疗新载体的研究方面，首次从双随体小染色体获得的特异性片段，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源性基因载体，取得了载体研究原创性的成果，现正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基因治疗药物和基因工程产品的开发。

实验室十年的建设历程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国家重点实验室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必需抓好管理，必需建设一支精干、稳定、有创新能力的研究团队、塑造一种良好的氛围，还必需得到依托单位的有力支撑，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管理程序和方法，而不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就决不可能取得重要的成果。《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将上述的一些“特殊政策”制定成文、将各级依托和主管部门的职责明确、尤其是一些新的管理条例如“主任基金”、人员聘任制的制定，使实验室的管理与运行有了一个新的指导方针和运行依据。

当然，仅仅有了好的管理条例仍然，关键还在于如何实施，这一方面需要实验室的领导组织自己的团队不断开拓新的思路、建立新的方法；另外还必需得到依托单位的全力支持和政策倾斜。例如在实验室的人员配备方面，应该全面实行聘任制，而依托单位则应给予实验室一定的编制，实验室领导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和人员的能力，有权随时决定聘任和解聘某些人，而给予的这些编制则不因实验室人员的变动而减少，从而可以保证聘任制的有效执行。

好的管理、精干的研究队伍、创新的思维是实验室的高效运转的根本，可以有力地促进人才队伍的建设和高水平原创成果的产出，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队”的作用和优势。